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蓉
11月10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网络安全技术发展和国际合作论坛成功召开。天融信科技集团董事长兼CEO李雪莹博士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数字化转型下数据安全问题愈发凸显，同时就数据安全合规治理话题向与会嘉宾分享了天融信的实践经验。
“数字化转型使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链接与融合，在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得数据安全问题愈发凸显。”李雪莹博士在演讲中表示。
据海外市场研究机构VMR统计，2019年全球数据安全市场规模约为173.8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全球数据安全市场规模将达到572.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7.35%。而我国数据安全市场规模更是飞速增长。方正证券研报显示，2020年我国数据安全市场规模达到52.5亿元，预计2022年将达到百亿级别的市场规模。
李雪莹表示，在数据安全合规治理中，天融信以“谨守安全红线、全局统筹规划、推进常态建设、树立积极文化”为四个立足点，实践中遵循“符合业务战略目标、动态完善合规基线、全局视角规划、全生命周期保障、三同步推进治理、常态化能力建设、适宜自身特点、以人为本激发热情”八大理念。面对持续增长的数据安全市场，天融信在实践中蹄疾而步稳。
数据安全是个大课题，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天融信将持续加强与行业的交流、凝聚共识，持续探索完善最佳实践，通过构建更紧密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服务于更多行业，服务于国家新型现代化建设。
（编辑 张明富 上官梦露）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研究》：重点关注跨境数据流动问题等
易车讯 近日，“第11届中国汽车论坛”举办，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兼信息政策所所长黄鹏发表了演讲，主要是介绍了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的研究，提到将统筹产业创新发展与保障数据安全、尽快出台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和管理细则、建立事前风险评估和事后应急响应机制、重点关注跨境数据流动问题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兼信息政策所所长黄鹏大家下午好，下面我代表中心汇报一下我们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的研究，这个研究比较初步，后续希望得到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指点。今天我主要汇报五个方面，一是智能网联汽车的内涵和发展现状；二是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发展态势；三是车企对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的认识不断加深；四是网络安全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市场 " 大有可为 "；五是政府积极统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与数据安全保护。
一、智能网联汽车的内涵及发展现状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一个新兴的重要领域和场景，发展已势不可挡，而且主流国家和行业组织对于智能网联汽车，已经从系统、产品、装备、网络等角度都有一些重要布局。
研究认为，智能网联汽车不同于传统的汽车装备，至少有四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互联互通，这是基本的特征。
二是软件定义。从原来的机械驱动发展为未来的数据驱动，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大众在前几年就宣布投入35亿欧元打造自己的汽车操作系统，而特斯拉软件成本占整车成本的40%，而且S系列代码行数超过了4亿行。很多企业都谈及已经成立自己的软件科技企业，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和APP，适应软件定义汽车的大潮。未来智能网联汽车至少60%的价值来源于软件，所以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是新型的信息技术终端。
三是无人驾驶。刚才朱教授深入的讲解了无人驾驶不同级别、不同场景的应用和风险。
四是绿色低碳。未来智能网联汽车以电动汽车为主，非常适合或者适应国家关于 " 双碳 " 相关的要求和布局。
另外，我们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也做了初步的分析，从上游的元器件、软件，到下游相应的内容、平台、数据以及关于出行、保险、租赁、维修等方面的服务商，整个产业链的打造和重塑也不断演进。我国已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均有布局，但是核心系统部件仍较多依赖进口，最近在技术研发方面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在市场化量产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二、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发展态势
智能网联汽车主要的特点是，数据成为驱动汽车发展的重要价值点，这种发展趋势对于车辆的安全和数据的安全都有新的要求和风险，所以要求一方面从车的全生命周期，另一方面从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两个角度考虑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问题。
基于这两个维度，我们发现未来智能网联汽车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还是很大、很突出的，至少涉及四个方面：
首先行业的数据安全意识有待提高，近期一系列相应事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消费者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的信心。
二是数据泄露风险巨大，威胁个人隐私安全。由于智能网联汽车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动驾驶或者是使乘驾者有更好的体验，会收集相应的信息，在我们调研过程中获知，一辆智能网联汽车每天至少收集10TB的数据，不仅数量极大，而且涉及到驾乘人员的出行轨迹、习惯、语音、视频等等，一旦遭受侵害会泄露个人隐私。
三是网络安全漏洞多，威胁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2020年全球相关恶意攻击超过280万余次，黑客通过网络攻击的手段可以控制车辆行驶，也可以利用软件的漏洞操控智能网联汽车，所以威胁和风险也是非常大。
四是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为了更好地实现车与路的互动和周围基础设施的互动，智能网联汽车也会收集周围的场景和重要地理信息的数据，如果精度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影响或者威胁国家安全。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行业组织也纷纷出台了管理规范和举措。美国、欧盟、以及国际汽车制造协会，已经通过了一些原则性、战略性的规定，也包括一些比较细化、可操作的指南。
不同的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厂商，由于基因不同，对数据安全的认识或者保护能力也不一样。我们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商来源于三类企业：
第一类是传统车企，他们的发展模式是渐进式的，包括目前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还有合资品牌的汽车，这类传统车企在推进相关的新技术开发和应用，以及数字化转型工作，但总体来讲，他们的意识和能力还在发展过程当中。
第二类是信息技术企业，像百度、阿里、腾讯、华为、滴滴、小米等信息技术企业，这类企业基于在信息技术领域强大的能力和生态，大力推广相应的技术系统、自动驾驶系统等，通过跨越式的方式进军智能网联汽车行业。
第三类是造车新势力。理想、蔚来、小鹏等在发展过程当中是激进式发展过程，他们对于数据安全的考虑和布局也有自身的特点。
全球知名的咨询机构Guidehouse对于现有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竞争格局进行分析，发现目前的‘’领导者‘’中，四家企业基本上都是信息技术企业，在目前这个阶段，以信息技术为背景的企业进入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孰知的特斯拉被Guidehouse置于‘’跟随者‘’中，主要原因是该机构认为特斯拉自动驾驶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与其宣传的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
这三类不同类型的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商对数据安全的认识和保护能力仍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传统车企和信息技术企业以及造车新势力在相应能力上的布局，包括组织架构的调整，适应新的安全需求方面的能力等，可能都有一定差异。但是我们发现这三类企业也在跨界融合，在相互借鉴。
三、车企对汽车数据安全的理解不断加深
我们调研了一部分车企，总结了他们对当前数据安全的理解和举措，车企也越来越重视重视数据安全问题，国内主流企业通过强化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意在大幅提升数据安全的保障能力。
但是其实风险也是非常突出的：一是核心器件自主可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传感器、芯片、雷达天线等还属于智能网联汽车的 " 卡脖子 " 领域。二是企业管理责任缺失，很多车企往往在 " 黑盒 " 的状态下开展一些数据治理工作，使现有的保护机制和管理举措很困难，出现滞后问题。三是实际落地案例较少，缺少具体的指导性和实操性指南，很多企业都是在边界游走，探索的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后续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方。
从建议的角度，我们建议车企从两个角度提升数据安全方面的能力。一是提升核心基础技术的安全可控能力，即涉及车辆本质上的安全。二是提升数据安全综合防护能力，利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包括区块链技术、流量检测技术、国密技术等，提升综合防护的能力。
四、网络安全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市场 " 大有可为 "
我国主流的网络安全企业都在积极布局智能网联汽车的新赛道，大多基于他们传统的产品，再根据智能网联汽车的新场景做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和优化，包括在数据层面，从云、管、端各个角度等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在检测和服务方面也推出了一些相应的网络安全产品。
我们调研了国内一家安全厂商——天融信，已经形成了覆盖车端网关、ECU、T-BOX、以及云端、APP端等全方位的渗透测试工具和服务。下一个案例来自百度，其自动驾驶安全的架构已经涵盖了整个数据安全的全生命周期。
可以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对于网络安全产业，或者网络安全企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也存在着很多挑战，一是现有的网络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还不满足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需求。二是安全解决方案的路径不太一样，有的网络安全企业侧重车端的安全，有的侧重云端的安全，虽然这些解决方案没有哪个更优质，但是也需要相互借鉴。三是安全产品的应用还存在成本、意识等问题。我们也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议这些网络安全企业针对智能网联汽车不同的场景，开发针对性的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提高推广的力度。二是要探索适用智能网联汽车场景的网络安全保险方案，保险在汽车这个领域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数据安全的保险，或者网络安全的保险可以对车企、用户，以及产业链上的诸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提供一体化的保障。
五、政府积极统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与数据安全保护
首先在政策规划层面，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标准指南，包括一些政策文件，加强对整个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控，并强调数据分类分级工作。
二是在法律法规层面，《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及网信办出台的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已经体现了政府的一些针对性考虑，我们支持网信办和工信部等部门出台更加细化的管理条例和指南，从法律法规层面给予指引和指南，更好的指导整个产业的实践。
三是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包括顶层的体系性标准，以及专项的标准都在陆续出台和不断地修订完善。
四是试点应用加速落地，比如上海临港新片区跨境数据的试点，一些路测、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管控相关试点的工作也都在推进过程当中。智能网联汽车本身是一个新生事物，又涉及到很复杂的系统，确实需要政府通过开展试点示范的工作，总结一些优秀的做法，进行后续的推广。
当然从政府推进产业发展和保障数据安全的角度也面临重要的挑战。一是整个法规体系、标准体系还是相对滞后于产业的发展速度。二是存在多头监管的问题，还需尽快细化一些行业性的管理要求。从数据安全监管的角度，国家网信部门是牵头部门，但是涉及到具体行业细则的出台，还需要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一些重要的行业协会去推动相关工作。三是实操性的举措还不够，数据安全监管和治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做到数据分类分级，对于数据既要管，又不能管得太死，哪些要管，哪些需要高强手段的监管，哪些需要在市场上流动，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数据分类分级。
我们提的建议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统筹产业创新发展与保障数据安全。二是尽快出台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和管理细则，在国内一些重要的行业领域，比如金融、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分类分级指南，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可以予以借鉴。三是建立事前风险评估和事后应急响应机制，比如国家级的专业技术机构可以探讨如何更好的提供服务和支持。四是重点关注跨境数据流动问题，目前国内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国家网信部门也在密集调研和研究，希望后续在借鉴全球通用做法的同时，细化相应的数据流动规则。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在报告撰写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一些车企和网络安全企业的支持，后续我们也希望跟在座的企业和专家合作，使我们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领域做得更加深入。
如何解决企业远程办公网络安全问题？
企业远程办公的网络安全常见问题及建议
发表时间：2020-03-06 11:46:28
作者：宁宣凤、吴涵等
来源：金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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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是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关键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为增强防控，自二月初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各大城市政府公开表态或发布通告，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开展远程协作办公、居家办公［1］。2月19日，工信部发布《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面对疫情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严重影响，支持运用云计算大力推动企业上云，重点推行远程办公、居家办公、视频会议、网上培训、协同研发和电子商务等在线工作方式［2］。
面对国家和各地政府的呼吁，全国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南方都市报在2月中旬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有47．55％的受访者在家办公或在线上课［3］。面对特殊时期庞大的远程办公需求，远程协作平台也积极承担社会担当，早在1月底，即有17家企业的21款产品宣布对全社会用户或特定机构免费开放其远程写作平台软件［4］。
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远程办公，无论是网络层、系统层，还是业务数据，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为平稳有效地实现安全复工复产，降低疫情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影响，企业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或者适当调整相适应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策略。
一、远程办公系统的类型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入发展，各类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律所等专业服务公司，一直在推动实现企业内部的远程协作办公，尤其是远程会议、文档管理等基础功能应用。从功能类型来看，远程办公系统可分为以下几类：［5］
综合协作工具，即提供一套综合性办公解决方案，功能包括即时通信和多方通信会议、文档协作、任务管理、设计管理等，代表软件企包括企业微信、钉钉、飞书等。
即时通信（即Instant Messaging或IM）和多方通信会议，允许两人或以上通过网络实时传递文字、文件并进行语音、视频通信的工具，代表软件包括Webex、Zoom、Slack、Skype等。
文档协作，可为多人提供文档的云存储和在线共享、修改或审阅功能，代表软件包括腾讯文档、金山文档、印象笔记等。
任务管理，可实现任务流程、考勤管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等企业办公自动化（即Office Automation或OA）功能，代表软件包括Trello、Tower、泛微等。
设计管理，可根据使用者要求，系统地进行设计方面的研究与开发管理活动，如素材、工具、图库的管理，代表软件包括创客贴、Canvas等。
二、远程办公不同模式下的网络安全责任主体
《网络安全法》（“《网安法》”）的主要规制对象是网络运营者，即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者应当承担《网安法》及其配套法规下的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
对于远程办公系统而言，不同的系统运营方式下，网络安全责任主体（即网络运营者）存在较大的差异。按照远程办公系统的运营方式划分，企业远程办公系统大致可以分为自有系统、云办公系统和综合型系统三大类。企业应明确区分其与平台运营方的责任界限，以明确判断自身应采取的网络安全措施。
（1）自有系统
此类模式下，企业的远程办公系统部署在自有服务器上，系统由企业自主研发、外包研发或使用第三方企业级软件架构。此类系统开发成本相对较高，但因不存在数据流向第三方服务器，安全风险则较低，常见的企业类型包括国企、银行业等重要行业企业与机构，以及经济能力较强且对安全与隐私有较高要求的大型企业。
无论是否为企业自研系统，由于系统架构完毕后由企业单独所有并自主管理，因此企业构成相关办公系统的网络运营者，承担相应的网络安全责任。
（2）云办公系统
此类办公系统通常为SaaS系统或APP，由平台运营方直接在其控制的服务器上向企业提供注册即用的系统远程协作软件平台或APP服务，供企业用户与个人（员工）用户使用。此类系统构建成本相对经济，但往往只能解决企业的特定类型需求，企业通常没有权限对系统进行开发或修改，而且企业数据存储在第三方服务器。该模式的常见企业类型为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
由于云办公系统（SaaS或APP）的网络、数据库、应用服务器都由平台运营方运营和管理，因此，云办公系统的运营方构成网络运营者，通常对SaaS和APP的网络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负有责任。
实践中，平台运营方会通过用户协议等法律文本，将部分网络安全监管义务以合同约定方式转移给企业用户，如要求企业用户严格遵守账号使用规则，要求企业用户对其及其员工上传到平台的信息内容负责。
（3）综合型系统
此类系统部署在企业自有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器上，综合了自有系统和云办公，系统的运营不完全由企业控制，多用于有多地架设本地服务器需求的跨国企业。
云办公系统的供应商和企业本身都可能构成网络运营者，应当以各自运营、管理的网络系统为边界，对各自运营的网络承担相应的网络安全责任。
对于企业而言，为明确其与平台运营方的责任边界，企业应当首先确认哪些“网络”是企业单独所有或管理的。在远程办公场景下，企业应当考虑多类因素综合认定，分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办公系统的服务器、终端、网络设备是否都由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有或管理；
企业对企业使用的办公系统是否具有最高管理员权限；
办公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是否存储于企业所有或管理的服务器；
企业与平台运营方是否就办公系统或相关数据的权益、管理权有明确的协议约定等。
当然，考虑到系统构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平台运营方和企业在远程协作办公的综合系统中，可能不免共同管理同一网络系统，双方均就该网络承担作为网络运营者的安全责任。但企业仍应通过合同约定，尽可能固定网络系统中双方各自的管理职责以及网络系统的归属。因此，对于共同管理、运营远程协作办公服务平台的情况下，企业和平台运营方应在用户协议中明确双方就该系统各自管理运营的系统模块、各自对其管理的系统模块的网络安全责任以及该平台的所有权归属。
三、远程办公涉及的网络安全问题及应对建议
下文中，我们将回顾近期远程办公相关的一些网络安全热点事件，就涉及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简要的风险评估，并为企业提出初步的应对建议。
1．用户流量激增导致远程办公平台“短时间奔溃”，平台运营方是否需要承担网络运行安全责任？
事件回顾：
2020年2月3日，作为春节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大部分的企业都要求员工在家办公。尽管各远程办公系统的平台运营方均已经提前做好了应对预案，但是巨量的并发响应需求还是超出了各平台运营商的预期，多类在线办公软件均出现了短时间的“信息发送延迟”、“视频卡顿”、“系统奔溃退出”等故障［6］。在出现故障后，平台运营方迅速采取了网络限流、服务器扩容等措施，提高了平台的运载支撑能力和稳定性，同时故障的出现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分流。最终，尽管各远程办公平台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平台的正常运营，但还是遭到了不少用户的吐槽。
风险评估：
依据《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安法》）第22条的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
远程办公平台的运营方，作为平台及相关网络的运营者，应当对网络的运行安全负责。对于短时间的系统故障，平台运营方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违约责任，需要结合故障产生的原因、故障产生的危害结果、用户协议中的责任约定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对于上述事件而言，基于我们从公开渠道了解的信息，尽管多个云办公平台出现了响应故障问题，给用户远程办公带来了不便，但平台本身并未暴露出明显的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也没有出现网络数据泄露等实质的危害结果，因此，各平台很可能并不会因此而承担网络安全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在疫情的特殊期间，主流的远程办公平台产品均免费开放，因此，各平台都会有大量的新增客户。对于平台运营方而言，良好的应急预案和更好的用户体验，肯定更有利于平台在疫情结束之后留住这些新增的用户群体。
为进一步降低平台运营方的风险，提高用户体验，我们建议平台运营方可以：
将用户流量激增作为平台应急事件处理，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例如，在应急预案中明确流量激增事件的触发条件、服务器扩容的条件、部署临时备用服务器等；
对用户流量实现实时的监测，及时调配平台资源；
建立用户通知机制和话术模板，及时告知用户系统响应延迟的原因及预计恢复的时间等；
在用户协议或与客户签署的其他法律文本中，尝试明确该等系统延迟或奔溃事件的责任安排。
2．在远程办公环境下，以疫情为主题的钓鱼攻击频发，企业如何降低外部网络攻击风险？
事件回顾：
疫情期间，某网络安全公司发现部分境外的黑客组织使用冠状病毒为主题的电子邮件进行恶意软件发送，网络钓鱼和欺诈活动。比如，黑客组织伪装身份（如国家卫健委），以“疫情防控”相关信息为诱饵，发起钓鱼攻击。这些钓鱼邮件攻击冒充可信来源，邮件内容与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事件密切相关，极具欺骗性。一旦用户点击，可能导致主机被控，重要信息、系统被窃取和破坏［7］。
风险评估：
依据《网安法》第21、25条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1）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2）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3）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4）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同时，网络运营者还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远程办公的实现，意味着企业内网需要响应员工移动终端的外网接入请求。员工所处的网络安全环境不一，无论是接入网络还是移动终端本身，都更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的对象。一方面，公用WiFi、网络热点等不可信的网络都可能作为员工的网络接入点，这些网络可能毫无安全防护，存在很多常见的容易被攻击的网络漏洞，容易成为网络犯罪组织侵入企业内网的中转站；另一方面，部分员工的移动终端设备可能会安装设置恶意程序的APP或网络插件，员工在疏忽的情况下也可能点击伪装的钓鱼攻击邮件或勒索邮件，严重威胁企业内部网络的安全。
在计算机病毒或外部网络攻击等网络安全事件下，被攻击的企业尽管也是受害者，但如果企业没有按照《网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采取必要的技术防范措施和应急响应预案，导致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给企业的用户造成损失的，很可能依旧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对于企业而言，为遵守《网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网络安全义务，我们建议，企业可以从网络安全事件管理机制、移动终端设备安全、数据传输安全等层面审查和提升办公网络的安全：
（1）企业应当根据其运营网络或平台的实际情况、员工整体的网络安全意识，制定相适应的网络安全事件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制定包括数据泄露在内的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
建立应对网络安全事件的组织机构和技术措施；
实时监测最新的钓鱼网站、勒索邮件事件；
建立有效的与全体员工的通知机制，包括但不限于邮件、企业微信等通告方式；
制定与员工情况相适应的信息安全培训计划；
设置适当的奖惩措施，要求员工严格遵守公司的信息安全策略。
（2）企业应当根据现有的信息资产情况，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保障移动终端设备安全：
根据员工的权限等级，制定不同的移动终端设备安全管理方案，例如，高级管理人员或具有较高数据库权限的人员仅能使用公司配置的办公专用移动终端设备；
制定针对移动终端设备办公的管理制度，对员工使用自带设备进行办公提出明确的管理要求；
定期对办公专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系统进行更新、漏洞扫描；
在终端设备上，对终端进行身份准入认证和安全防护；
重点监测远程接入入口，采用更积极的安全分析策略，发现疑似的网络安全攻击或病毒时，应当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并及时联系企业的信息安全团队；
就移动办公的信息安全风险，对员工进行专项培训。
（3）保障数据传输安全，企业可以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使用HTTPS等加密传输方式，保障数据传输安全。无论是移动终端与内网之间的数据交互，还是移动终端之间的数据交互，都宜对数据通信链路采取HTTPS等加密方式，防止数据在传输中出现泄漏。
部署虚拟专用网络（VPN），员工通过VPN实现内网连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VPN服务（尤其是跨境的VPN）是受到电信监管的，仅有具有VPN服务资质的企业才可以提供VPN服务。外贸企业、跨国企业因办公自用等原因，需要通过专线等方式跨境联网时，应当向持有相应电信业务许可证的基础运营商租用。
3．内部员工通过VPN进入公司内网，破坏数据库。企业应当如何预防“内鬼”，保障数据安全？
事件回顾：
2月23日晚间，微信头部服务提供商微盟集团旗下SaaS业务服务突发故障，系统崩溃，生产环境和数据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上百万的商户的业务无法顺利开展，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微盟25日中午发出的声明，此次事故系人为造成，微盟研发中心运维部核心运维人员贺某，于2月23日晚18点56分通过个人VPN登入公司内网跳板机，因个人精神、生活等原因对微盟线上生产环境进行恶意破坏。目前，贺某被上海市宝山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并承认了犯罪事实［8］。由于数据库遭到严重破坏，微盟长时间无法向合作商家提供电商支持服务，此处事故必然给合作商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作为港股上市的企业，微盟的股价也在事故发生之后大幅下跌。
从微盟的公告可以看出，微盟员工删库事件的一个促成条件是“该员工作为运维部核心运维人员，通过个人VPN登录到了公司内网跳板机，并具有删库的权限”。该事件无论是对SaaS服务商而言，还是对普通的企业用户而言，都值得反思和自省。
风险评估：
依据《网安法》第21、25条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1）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2）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3）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4）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同时，网络运营者还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内部员工泄密一直是企业数据泄露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行为模式。远程办公环境下，企业需要为大部分的员工提供连接内网及相关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进一步增大数据泄露甚至被破坏的风险。
与用户流量激增导致的系统“短时间崩溃”不同，“微盟删库”事件的发生可能与企业内部信息安全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平台内合作商户产生直接经济损失，不排除平台运营者可能需要承担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为有效预防员工恶意破坏、泄露公司数据，保障企业的数据安全，我们建议企业可以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制定远程办公或移动办公的管理制度，区分办公专用移动设备和员工自有移动设备，进行分类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严格管理办公专用移动设备的读写权限、员工自有移动设备的系统权限，尤其是企业数据库的管理权限；
建立数据分级管理制度，例如，应当根据数据敏感程度，制定相适应的访问、改写权限，对于核心数据库的数据，应当禁止员工通过远程登录方式进行操作或处理；
根据员工工作需求，依据必要性原则，评估、审核与限制员工的数据访问和处理权限，例如，禁止员工下载数据到任何用户自有的移动终端设备；
建立数据泄露的应急管理方案，包括安全事件的监测和上报机制，安全事件的响应预案；
制定远程办公的操作规范，使用文件和材料的管理规范、应用软件安装的审批流程等；
组建具备远程安全服务能力的团队，负责实时监控员工对核心数据库或敏感数据的操作行为、数据库的安全情况；
加强对员工远程办公安全意识教育。
4．疫情期间，为了公共利益，企业通过系统在线收集员工疫情相关的信息，是否需要取得员工授权？疫情结束之后，应当如何处理收集的员工健康信息？
场景示例：
在远程办公期间，为加强用工管理，确保企业办公场所的健康安全和制定相关疫情防控措施，企业会持续地向员工收集各类疫情相关的信息，包括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近期所在地区、当前住址、所乘航班或火车班次等信息。收集方式包括邮件、OA系统上报、问卷调查等方式。企业会对收集的信息进行统计和监测，在必要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企业员工的整体情况。如发现疑似病例，企业也会及时向相关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风险评估：
2020年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被国家卫健委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2月9日，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各地方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工作，除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授权的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各地也陆续出台了针对防疫的规范性文件，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做好本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防护物品、设施，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健康监测，督促从疫情严重地区回京人员按照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医学观察或者居家观察，发现异常情况按照要求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按照属地人民政府的要求，积极组织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依据《通知》及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理解，在疫情期间，如果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获得了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的授权，企业在授权范围内，应当可以收集本单位人员疫情相关的健康信息，而无需取得员工的授权同意。如果不能满足上述例外情形，企业还是应当依照《网安法》的规定，在收集前获得用户的授权同意。
《通知》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但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收集或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要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采取严格的管理和技术防护措施，防止被窃取、被泄露。具体可参考我们近期的文章《解读网信办＜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防疫联控工作的通知＞》
应对建议：
在远程期间，如果企业希望通过远程办公系统收集员工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我们建议各企业应当：
制定隐私声明或用户授权告知文本，在员工初次提交相关信息前，获得员工的授权同意；
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制定信息收集的策略，包括收集的信息类型、频率和颗粒度；
遵循目的限制原则，对收集的疫情防控相关的个人信息进行区分管理，避免与企业此前收集的员工信息进行融合；
在对外展示企业整体的健康情况时或者披露疑似病例时，对员工的相关信息进行脱敏处理；
制定信息删除管理机制，在满足防控目的之后，及时删除相关的员工信息；
制定针对性的信息管理和保护机制，将收集的员工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作为个人敏感信息进行保护，严格控制员工的访问权限，防止数据泄露。
5．远程办公期间，为有效监督和管理员工，企业希望对员工进行适当的监测，如何才能做到合法合规？
场景示例：
远程办公期间，为了有效监督和管理员工，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定时汇报、签到打卡、视频监控工作状态等措施，要求员工主动配合达到远程办公的监测目的。员工通过系统完成汇报、签到打卡时，很可能会反复提交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邮箱、所在城市等个人基本信息用于验证员工的身份。
同时，在使用远程OA系统或App时，办公系统也会自动记录员工的登录日志，记录如IP地址、登录地理位置、用户基本信息、日常沟通信息等数据。此外，如果员工使用企业分配的办公终端设备或远程终端虚拟机软件开展工作，终端设备和虚拟机软件中可能预装了监测插件或软件，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会记录员工在终端设备的操作行为记录、上网记录等。
风险评估：
上述场景示例中，企业会通过1）员工主动提供和2）办公软件自动或触发式收集两种方式收集员工的个人信息，构成《网安法》下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企业应当根据《网安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获取员工的同意。
对于视频监控以及系统监测软件或插件的使用，如果操作不当，并且没有事先取得员工的授权同意，很可能还会侵犯到员工的隐私，企业应当尤其注意。
应对建议：
远程办公期间，尤其在当前员工还在适应该等工作模式的情形下，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适当的监督和管理措施，具有正当性。我们建议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以确保管理和监测行为的合法合规：
评估公司原有的员工合同或员工个人信息收集授权书，是否能够满足远程办公的监测要求，如果授权存在瑕疵，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获取补充授权的方式，包括授权告知文本的弹窗、邮件通告等；
根据收集场景，逐项评估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例如，是否存在重复收集信息的情况，是否有必要通过视频监控工作状态，监控的频率是否恰当；
针对系统监测软件和插件，设计单独的信息收集策略，做好员工隐私保护与公司数据安全的平衡；
遵守目的限制原则，未经员工授权，不得将收集的员工数据用于工作监测以外的其他目的。
四、总结
此次疫情，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远程办公、线上运营等业务模式的发展。这既是疫情倒逼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结果，也代表了未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9］。此次“突发性的全民远程办公热潮”之后，远程办公、线上运营将愈发普及，线下办公和线上办公也将形成更好的统一，真正达到提升工作效率的目的。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强调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共享，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10］。
为平稳加速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契合政府现代化治理的理念，企业务必需要全面梳理并完善现有的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策略，为迎接新的智能化管理时代做好准备。